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可以深切体会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对法的阶级性理论的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资产阶级法的本质时指出“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其他类型法的本质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列宁进一步对法的阶级性作出论述，指出法是“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的阶级性表现为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遵循法的这一本质属性，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要把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
　　对法的国家意志性理论的继承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统治阶级意志本身并不是法，只有“被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才是法。“被奉为法律”是指统治阶级的意志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确立为国家法律的过程，这一过程让法具有了国家意志性。法的国家意志性决定了法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特点。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据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特点，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工作布局中的“三个共同推进”是从行为视角对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整体性、系统性要求，“三个一体建设”是从目标视角对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整体性、系统性要求。
　　对社会现象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理论的继承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既存在普遍联系也会相互发生作用。恩格斯晚年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曾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一个国家法的发展会受到这个国家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也决定了不同国家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会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承弘扬了中华法律文化精华，赋予了古老的中华法治文明以新的时代内涵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制定成文法，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智慧。《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牢固国家才会安宁。《韩非子·有度》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强调法律的适用要公平公正，不偏袒有权势的人。《论语·为政》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强调国家和社会治理中要将德治、礼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维护社会和谐，重视以非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矛盾。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对于人民立场、社会公平正义、德法合治都有着丰富的论述，“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这些重要论述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吸收借鉴了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法治是人类共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具有普遍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法治精髓和要旨。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具备两大基本要素，即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本身是良法，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法律没有得到公众普遍的服从不能实现法治，公众普遍服从的法律不是良法同样谈不上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同样蕴含着良法善治的法治理念，“法律，治国之重器；良法，善治之前提”“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目前，我国有法可依的问题早已解决，立法工作的重点不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制定出良法是实现善治的前提。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良法得到普遍实施是实现善治的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从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中提炼得来的，展现出强大的引领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已开始重视法制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闽西革命根据地颁布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土地法令》以及调解劳动、婚姻关系的法律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刑事、行政、经济等方面的法律法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律法令。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根据地推进法制建设，很好地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树立了党的威望，维护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法治建设开启了新纪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于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制定的首部《宪法》明确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等，为我国法治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大批基本法律制度的出台为规范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指引。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程，我国的法治建设由此进入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立法方面，完善了立法的体制机制，加强了重点领域的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大幅度地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彻底取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出台了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政府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在司法方面，深化了司法体制改革，纠正了一大批重大的冤假错案，极大地提高了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在普法方面，把法治宣传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了“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在法治队伍建设方面，充实法律服务队伍，重视发展法学教育，加强法治人才培养。在依法执政方面，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全力推进法治反腐，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卓著成效。这些法治建设成就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基层法治实践探索中积累得来的，展现出巨大的实践力量
　　作为党中央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从河北正定到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个人丰富的从政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法治实践经验，也萌发、孕育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河北正定是习近平从政起步的地方。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重视农村法制建设、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并带领正定县委先后制定了11个党风党纪方面的文件。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地区任地委书记时，曾以铁腕之力解决了当地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占地营建私房的问题，反腐工作名震一方。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提高了浙江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水平。习近平在上海尽管只工作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他对法治的重视和推进一以贯之。他在政法系统调研时对提高执法水平提出具体要求，在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对反腐败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强调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一片净土”“任何一名领导干部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通过召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通过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通过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理论引领。习近平在个人的从政经历中，始终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不断进行着法治实践探索。这些实践探索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没有强盛的法治，就没有民族的复兴。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以强大真理力量、独特思想魅力和巨大实践伟力领航法治中国阔步前行，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