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静荣
　　除夕将至，我成了超市的常客。虽然店员在不住地提醒大家：“春节期间超市不休息。”我的大脑还是在不住地思索，过年的时候可能还会缺点儿什么？然后将思之所及一一放入购物车中。
　　不知不觉，脚步又在糖果柜前停留。比照健康管理要求，家人曾三令五申严禁我吃糖，明明知道把糖买回家，无风也有波澜，依然止不住小心翼翼地，伸手将喜欢的款式，每样挑出三块，打包称重，落入购物袋中。没有糖果的过年不能称之为过年。糖果，是“年味”不可或缺的媒介，穿过心中开启的那条隧道，穿越到久远快乐的过年时光。
　　小时候的糖，是那种没有糖纸的“杂拌儿”，有橘子瓣、香蕉、藕等形状。在北方边陲小镇，除了冻梨、冻柿子外，见不到新鲜水果，我对南方水果的认知，这应该是启蒙吧。进入腊月就在期盼，还有20天、15天……就要过年了！新衣服或许有，我是老幺，按照小孩子捡大孩子衣服惯例，穿新衣服的几率不大，但是妈妈和姐姐们会把我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清香味儿。到了腊月二十四“大划拉”，两个姐姐就如同两台永不疲累的机器，先是将家里所有物品、角落收拾干净，包括水缸、茶杯，然后洗上一天的被罩褥单、一家十几口人的内衣外衣。我穿插在大人们的忙碌中，偶尔找机会，偷出一粒“杂拌儿”扔进嘴里，甜味饱满了每一个味蕾，心中雀跃：“再有7天就过年了啊！”
　　除夕下午，终于可以摒弃“偷、窥、窃”小动作系列，可以堂而皇之地吃糖了。除了吃饭、放炮、吃冻梨冻柿子的时候，嘴里基本离不开糖。尽管被甜木了的嘴巴，已经品不出甜的滋味，但就是快乐啊！从初一至正月末，邻居、朋友之间拜年，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请吃一块糖。至今我都认为，当时环境下的这个礼节，高于目前男士见面递上一支烟，女士之间分享小吃或者某个化妆品品牌。物质贫乏的时代，放开地吃糖也仅是那么几天而已，初五过后，糖果基本用来待客。
　　有那么两年，过年后我就翘首期盼毛姨早点儿回来。毛姨是上海知青，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和一群年轻人来到爸爸单位工作。在我眼里，他们是新奇的，不仅仅是他们说着一口听不懂的上海话，还有在春秋季他们将毛衣敞穿，颠覆了当地人必须有罩衣的“规范”；他们的裤子总是瘦瘦的，有时还用妈妈的缝纫机改下裤脚；知青宿舍时有吹拉弹唱的声音传来，那原本是在电影、县联欢会才有的，就这么活灵活现地存在了。毛姨每次过年回来，都给我们带一包上海糖，不仅有硬糖，还有软糖；除了果味的，还有奶味的。此外，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煞是好看，每吃完一颗糖，我都认真地将糖纸展开压平，存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上学识字，让我深深地记住了“冠生园”的字样。参加工作后，一次出差途经上海，我专程寻找冠生园糖果，回来分享给已经出阁的朋友，以及待字闺中的左邻右舍。
　　渐渐地，有了高粱饴等带糖纸的糖，而且也不局限在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上小学的时候，一角钱可以买到7块裹着黄色糖纸的酥糖。这与毛姨的上海糖相比，品相、味道、包装实在太简陋了。然而，与2分钱一支麻杆铅笔、7分钱一本大演草本相比，还是舍不得那么奢侈。时值1979年冬天，县城的青年商店竟然有上海糖出售！且不说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单是2元/斤的价格，就令人咂舌。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渐渐地，不老林、大白兔等品牌糖果慢慢登上了平凡百姓家的果盘。甜蜜的糖果，馥郁了生活的甘醇，想到这里，我不自觉地拿出一颗红酒系列酒糖，这是哈尔滨酒糖的升级换代产品，解开缠在糖纸外的细细的彩绳，原来拇指大小的酒糖，有乌鸡蛋那么大，咬下一口，酒香与巧克力糖的浓香杂糅，一汪醇酒静静地卧在巧克力糖圈成的小碗内，将色香味演绎成了感官的满足。
　　用指腹将糖纸抚平，硕大的糖纸，比一个巴掌还大，轻轻地将糖纸夹入《六百词牌浅析》。一路走来，兜兜转转，我不再醉心楞次定律，也与拉格朗日定理几乎绝缘，又回到了诗词原地，美其名曰，不负少年痴狂。其实，痴狂的又何止于诗词，还有心仪的和谐、幸福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