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成展示《身上申告书》。
　　《身上申告书》记录的人员流动情况。
　　本报讯（记者 梁可心文/摄）5月4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最新发现。该馆从日本发现并征集到的《身上申告书》是研究“七三一”部队全新的一手史料与核心档案，是全方位认知“七三一”部队的规模形制、协同犯罪、人员流转及战后轨迹等关键问题的重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细菌战罪行具有现实意义。
　　部分人员没有统一撤回
　　据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士成介绍，“身上申告书”属于日语词汇，“身上”是“身世、经历”，“申告”就是“申报”。所谓“身上申告书”翻译过来就是“个人情况申报事项表”。“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是二战结束后没有跟随“七三一”部队以部队为单位整建制回到日本复员的部分成员在战后不同时期以个人为单位回到日本后，所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身上申告书》后，积极沟通交涉，于2022年将其征集到哈尔滨，工作人员立即对《身上申告书》进行系统整理、编译和研究。
　　研究发现，《身上申告书》记载了部分‘七三一’部队队员在进入前苏联收容劳动、接受调查问讯及出庭审判等详细经历，这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曾关注的重要信息，弥补了原始资料的不足，提升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金士成说，“七三一”部队成员小关重雄、江木义郎的《身上申告书》显示，二人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接受审判，被判处了25年有期徒刑，后分别在1953年和1956年遣返日本。这是以往资料中不曾关注的内容，也是后续研究的新线索和新方向。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整理研究得知，“七三一”部队本部在整建制撤离溃逃过程中，部分人员没有统一撤回日本，是以个人为单位回到日本复员，这改变了“七三一”部队撤离问题的学术认知。
　　国家犯罪的铁证
　　工作人员研究发现，《身上申告书》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唯一性，记载了“七三一”部队同侵华日军第五一六部队、伪满国立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市立病院之间的人员调转、关联与互动，再一次证明了“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罪是日本“军政医学”一体化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金士成介绍，齐齐哈尔五一六部队是日本实施化学战的大本营。在以往文献记载中，可以确认“七三一”部队同“五一六”部队进行过业务合作，曾多次联合开展毒气实验。此次在《身上申告书》中发现了“七三一”部队同“五一六”部队存在人员调转流动的新情况。上面记载了平川义人1944年1月1日到12月1日在齐齐哈尔关东军化学部516部，1945年调入哈尔滨“七三一”部队。这个记录足以证明两支部队存在人员调转流转情况，值得后续深入研究。
　　研究发现，“七三一”部队同伪满国立哈尔滨医科大学合作培养少年兵的新内容。《身上申告书》记载，岩丸宗彦、小关重雄等4人以军属学生的身份，从日本到哈尔滨，在进入“七三一”部队经过3个月短期培训后，被送往伪满国立哈尔滨医科大学进行所谓“医学”方面培训学习，周期3年，毕业后再次回归“七三一”部队。
　　通过对《身上申告书》整理研究，工作人员还获得了“七三一”部队设立专职“情报员”的新发现。“七三一”部队主要由将校、见习士官、准士官、下士官、兵、军属等6种身份人员构成，另外尚有少数不明身份者。本次发现“七三一”部队设有专门“情报员”职位，主要任务是为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刺探军情。从《身上申告书》中得知，吉田昌次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在华北地区北京、天津刺探情报。1940年8月至1941年3月，前往浙江杭州刺探情报。
　　详细记录人员流转轨迹
　　《身上申告书》共69页，记载了52名“七三一”部队人员基本信息。工作人员经研究整理发现，《身上申告书》上记载了姓名、籍贯、家族情报、兵种、战争结束前所属部队、登陆上岸归还信息、官等级、工资额、入队时间、拘留中在不同看守所的往返经过、从战争结束时到西伯利亚羁押过程中接受医疗救治情况等信息。
　　研究发现，在战争结束后，52人大部分被拘捕羁押到前苏联，一部分人员隐藏身份混迹在中国各地，这些人在战后以个人身份回到日本。《身上申告书》同“七三一”部队《留守名簿》《苏联地区未归还者部队别名簿》（即“复七名簿”）相比较，记录内容更加完整，清晰记载了每个人从进入“七三一”部队开始参与系列犯罪活动、在不同部队间流转，以及从1945年8月败退到返回日本的活动轨迹与辗转历程。
　　金士成说，《身上申告书》涉及的52人中，有军医少佐、军属（文职人员）、卫生少尉、准尉、军曹、卫生兵、步兵。这些人在“二战结束时所属部队（固有号和通称号）”一栏中，或者填写“满洲第25202部队、七三一部队”，或者填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部队驻守地点多写“哈尔滨”或者“平坊”（平房），这些信息成为“七三一”部队曾经在哈尔滨平房区作恶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