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战争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信誉和威慑力。华盛顿无法说服以色列暂停在加沙的行动，哪怕是几个小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日报网站日前刊文写道。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与美国在中东地区长期奉行旨在维护自身霸权的政策立场有关，反映出拜登政府中东政策引发的反噬效应。同时，这场冲突也会不可避免地分散和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干扰美国的外交议程。
　　白宫中东政策结恶果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8日说，鉴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以色列的影响力，美方承担着特殊责任，须立即干预、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行为”。然而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将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本轮巴以冲突的直接参与方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对于巴以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方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偏袒加剧了巴以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方先后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倒行逆施”，包括将美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不再认定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不符合国际法”，推出漠视“两国方案”的所谓“中东和平新计划”等。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后也仅在口头上支持“两国方案”，实际上并未有效约束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等行为。
　　美国旧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祖尼斯表示，美国政府声称支持“两国方案”，却未推动以色列为实现和平作出必要妥协。美国未能成为巴以之间“公正的调解方”，这是巴以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巴以问题近年来在美国中东政策框架中被边缘化。对伊朗“极限施压”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主线，出于地缘利益和国内政治考量，特朗普政府撮合了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拜登政府延续前任政府的路径，试图推动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这进一步动摇了巴勒斯坦方面对和平解决巴以问题的信心。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埃玛·阿什福德认为，美方近年来将巴以问题边缘化，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试图推动以沙关系正常化并按美方设想调整地区安全格局，这一系列政策适得其反，增大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从更长的历史来看，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美国过去30年来的中东政策是此轮巴以冲突的根源”。美国1991年将伊朗排除在马德里中东和会之外，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这些事件以及其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的失败，最终导致此轮冲突。
　　拜登中东愿景成泡影
　　随着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执行副主任马修·迪斯指出，拜登政府原本谋划的中东愿景已经破灭。
　　今年9月，美国和伊朗执行换囚和资产解冻协议，分析人士称这为美伊之间“确立了有限共识”。但此轮巴以冲突使美伊关系再度紧张，地区内亲伊武装组织对美军的频繁袭击令美方面临压力。同时，以色列扩大和延长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也令以沙关系正常化阻力大增。
　　此轮巴以冲突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目前，乌军在战场上的反攻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对乌方而言，美方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至关重要。然而，巴以冲突的持续或将迫使美方在对以和对乌援助中有所取舍。
　　相较于援助乌克兰，美国国内尤其是共和党方面对援助以色列的态度更为积极，这其中既有以色列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因素，也有宗教历史文化和选举政治等原因。拜登10月20日向国会申请总额1060亿美元的特别拨款，涵盖军援乌克兰和以色列等事项，但共和党人把持的众议院仅单独批准了特别拨款请求中的143亿美元，用以援助以色列。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顾问玛丽·格兰茨指出，巴以冲突将影响美国对乌军援，并可能威胁到乌克兰从其他国家获得的关注和援助。
　　总体来看，巴以冲突短期内无疑会影响拜登政府原有的外交议程。尽管拜登政府不可能把战略重心重新转移到中东地区，但冲突发生后，美方多位高官在中东的密集外交活动以及美方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机和部队的动作表明，中东局势正在不可避免地分散拜登政府的外交精力和战略资源。
　　沃尔特评论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人不可能在每隔数日就飞去中东的情况下还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别处。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主席安德鲁·巴切维奇也说，加沙冲突“有效劫持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