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面具。新华社发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新华社发 

　　图为龟背形网格状器。新华社发

　　图为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龙。新华社发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考古队员在进行挖掘工作。新华社发　　
　　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4号、7号、8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考古人员还在祭祀区新发现了小型祭祀坑群和建筑基址。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未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最早被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自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
　　目前三星堆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其中7号“祭祀坑”发现了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铜顶璋龙形饰、小件的青铜凤鸟、青铜立人、铜铃等。与7号“祭祀坑”邻近的8号“祭祀坑”大件青铜器更多，包括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铜龙、“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数件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
　　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1号坑、2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第5层）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此次新发现的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截至2022年5月，3号坑、4号坑、5号坑、6号坑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3号坑、4号坑进入整理阶段，5号坑、6号坑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7号坑、8号坑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确认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除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多学科火眼金睛“新发现”
　　显微观察发现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象牙表面发现了纺织品赋存；4号坑灰烬层中发现了竹亚科、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少量碳化稻等植物，其中竹亚科占90%以上；采用红外复烧测温方法得知4号坑灰烬层燃烧温度为400度左右；用X射线探伤、CT扫描等现代检测技术，发现3号坑出土小铜人像采用芯骨铸造工艺；发现玉管钻孔方式分为2类：对钻，单面钻；孔道加工分为2类：经过打磨，未经打磨；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队 创历史最“豪华”阵容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以及新发现六座“祭祀坑”的整个发掘工作实现了跨领域联合、多学科融合，40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数字化服务等单位联合攻关，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多个相关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等工作，确保高质量考古工作水平发挥。
　　（综合新华社、央视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