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逸　　　　　　　　　　　　　　　　　　
　　我出生于1999年12月的哈尔滨，说实话，这和出生于新世纪，可以说没有什么区别。也正因如此，一直以来，我都对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什么实感。在我的记忆里，祖国早就已经是这种稳中向好的状态了。
　　但是在我记事以来的这二十多年里，也确实是有些东西与之前不一样了。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自不必提，大家的感受定是比我还要深的。让我真正意识到这种“不一样”的，是一条路，一条通往我双城老家的路。
　　我的老家在双城区临江乡。小时候，它还叫“双城市”，再早些时，它似乎还叫过“双城县”。在我还小的时候，对我而言，老家的代名词就只有一个字：远。每年清明时回老家祭祖，从哈尔滨出发，沿着机场高速开过去，到太平镇方向拐下高速，剩下的便全是土路了。路坑坑洼洼的，把来来往往的车子都颠成了簸箕里的豆子，而车里的我，则成了远洋轮船上抓着桅杆的海员。一路下来，晕不晕车不说，我肯定是晕船了。
　　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漫长到让人绝望。更怕的是下大雨，雨水在低洼处汇成一个个浑黄的水塘，车开进去就熄火。还记得有一年，我们被堵在半路，父亲蹚着没膝的水站了很久，最后也只能掉头。说实话，那时的我一点都不喜欢回老家，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
　　父亲却不一样。他对老家是有着深刻记忆的，换言之，他就是在那条土路上长大的。
　　他跟我说，他们屯子里没有学校，附近这几个屯的孩子便都去镇上的一个学校去上学，晚上的时候再回到各自的屯子去。那会儿还没有汽车呢，大家就骑着破二八大杠，驮着苞米面和咸菜疙瘩，沿着那条土路往学校骑。每天都得花上三四个小时，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脸霜。遇到下雨，泥浆糊住车轮，骑也骑不动，他们便推着车在泥里走。那会儿，倒是也没有谁哭，因为那时，谁也没见过比这还好的生活。
　　后来，父亲上了阿城师范，离开了双城。也是在那个时候，父亲的心里有了一个念头：“一定要离开这里。” 随后，爷爷的工作调去了当时的双城县里，父亲也跟着搬去了县里，而父亲的梦想，也自然而然地从“离开乡里”变成了“离开县里”。
　　再后来，他真的走出去了，孤身一人来到了哈尔滨，成为了一名记者，也成了一名很厉害的作家。一直到现在，退休。
　　从退休前的几年开始，父亲的身体便不太好。退休后更是每周三天在医院里透析。那段时间，父亲每天聊得最多的，便是医院里的病友。聊他们家长里短的琐事，也聊他们谁没有战胜病魔。再后来，他聊到的病友就越来越少了，父亲的笑容也越来越少了。
　　父亲不年轻了。
　　为了让父亲开心起来，母亲执意带着父亲回到老家，租了一间小院种菜。听到这一消息的我大惑不解：那条路那么远，你身体这样，怎么折腾得起？母亲却对我笑了笑：“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半信半疑地陪父母回去了一趟。上高速、转太平镇方向，宽阔的柏油路像一条黑绸带铺向远方。原来的乡道拓宽成水泥路，平整得连个坑都没有。小时候要颠簸两三个小时的“噩梦之路”，现在连一个小时都没到，便回去了。
　　进入乡间后，父亲摇下了副驾驶的车窗，风把他的白发吹起来，也吹散了他眼睛里一直阴翳着的雾霭。到了小院，屋子已经翻新过，院子里有一棵杏树，房前房后都是菜地。进门之前，父亲忽的蹲了下来，抓起一把黑土捏了捏，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从此，父母每周五下午，在父亲上午透析结束后便开车回临江，周一一早返程。他们在地里忙活两天半，翻土、播种、浇水、除草，累得腰直不起来，可每次回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城里养不出的红润。母亲给我发照片：春天的韭菜、夏天的黄瓜、秋天的辣椒，父亲坐在菜地旁的长椅上，笑得比阳光还亮堂。
　　有一次我跟着回去，听见父亲和三叔聊天。三叔现在在屯子里开车，专门负责接送村民们去市里。他跟父亲说，原来大家去县里看病，都得提前一天准备，要是不幸遇上急病，更是一点招儿都没有。现在不用了，也不用管天气好不好，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原来，父亲费尽心思走出去的路，现在已经这么容易走了。故乡不再是想逃离的泥沼，而是可以安放晚年的庭院。
　　高考后，我一度和身边的同学们一样，想要迫切地离开东北。他们和我说，南方的工资比北方高，南方的前途比北方好。但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我最终还是留在了东北。
　　到底是去南方好，还是就在东北好，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能说的只是一条路的故事：从泥泞到平坦，从三小时到一小时，从让人想逃走，到让人想回来。
　　现在，双城县一点点变成了双城区，连高铁都在这儿有了一站。我想要走出去的路，其实早就已经很容易就走出去了。但是，我却已经不想走了。
　　夕阳把水泥路面照得发亮，笔直、安稳，像这一代人走过的路，曾经坎坷，终成坦途。我想，这就是我能送给党最好的生日礼物：一个年轻人终于读懂了父辈的青春，也读懂了百年跋涉的意义。它不在口号里，就在这条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