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左）带着《大荒歌》与读者见面。本报记者 封娇摄 ■实习生 宋依轲
本报特派记者 封娇上海报道
“我决定写这本书，第一是好奇，第二是感动。”记者面前的王芳，声音轻柔，但说到那些垦荒人的故事时，语速明显慢了下来，像是在心里又走了一遍那条路。
8月15日，2026上海书展黑龙江展团活动现场，王芳带着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新作《大荒歌》与读者见面。这部以亓宗岱老人回忆录为起点、历时两年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将目光投向了一段鲜少被文学触及的历史——山东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北大荒的峥嵘岁月。发布会后，作家王芳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这部作品背后的采访历程与创作心路。
一部属于平民的垦荒史
“和以往的垦荒作品不一样，好多作品写的是军垦，但《大荒歌》完全是‘民垦’。”王芳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这部作品最核心的独特之处。
她告诉记者，自己书写的是一群普通人，是山东田间地头吃不饱饭的农民、想为国家出份力的进步青年。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有的甚至背着孔子的画像，一路北上，走进那片传说中“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北大荒，却发现迎接他们的是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齐膝深的大雪、住人的马架子和四处游荡的野狼。
“他们用镐头一寸一寸地刨开沉睡了千万年的荒原，用手、用肩膀、用生命，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今天的大粮仓。”王芳说，这批垦荒人身上最动人的力量，恰恰在于他们的“平凡”。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让后代吃饱饭”这句最朴素的话。“也正因为他们平凡，这种力量才更真实、更动人。”
在王芳看来，“民垦”题材之所以鲜有作品触及，是因为这段历史太零散、太细碎。军垦有建制、有档案、有系统的记录，而“民垦”是千家万户各自的故事，散落在54个以军队番号命名的村子里，靠口口相传延续到今天。“如果不抓紧记录下来，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些老人不在了，这段历史也就永远消失了。”
用两年时间打捞历史
为了打捞这段即将沉入时间深处的历史，王芳用了一年时间走访，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创作。
“1956年我还没有出生，没有经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些垦荒老人的讲述时，我就决心要把它写出来。”王芳说。
她跟着林甸县的文学爱好者群体参加了一次名为“重走垦荒路”的采风活动，走进了那些叫“号”的村子——这些村子以军队番号命名，是当年垦荒人落脚的地方。“我特别震撼。”王芳说，“从那些垦荒老人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的傍晚。我站在田埂上，眼前是丰收的庄稼，金黄一片。我就在想，这些人是怎么把这片土地变成今天的样子的？”
带着这个问题，王芳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寻访。她把当年来到林甸县的第一代垦荒人中还在世的全部找到，整整56位。这些老人年龄太大了，有的表达不清，有的听力不好，有的说几句话就要喘半天，她就一遍一遍地走访。她还找到了他们的后代，找到一些当年投奔他们而来的挂钩户，从各个角度拼凑那段日渐模糊的历史。
“他们含泪讲，我含泪记。”王芳说，每一段讲述都是一块拼图，拼在一起，才看到那幅完整的图画：一群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把最好的青春交给了荒原，把自己活成了黑土地上的一棵草、一棵庄稼。
采访完之后，她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写作、修改、打磨。“从采访到定稿，整整两年多。”王芳说。
一本书串起黑土地与黄浦江
带着《大荒歌》来到上海书展，王芳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创作这部作品的动力，源自一位叫亓宗岱的老人。”王芳告诉记者，亓宗岱是第一代垦荒人，晚年随儿子迁居上海定居。他始终放不下那段在黑土地上的岁月，自己手写了一万多字的回忆录。当听说王芳对垦荒历史感兴趣时，老人委托儿子把回忆录发给了她。
“看到他的回忆录之后，我一下子就有了信心，这部长篇小说一定能完成。”王芳说，亓宗岱老人的故事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通往那段历史的大门。如今，老人的后代生活在上海。因为这位老人，黑龙江林甸县的垦荒历史与上海这座城市有了天然的联系。
而这份联系不止于此。王芳回忆，自己小时候，村子里就有很多上海知青。“我父亲是村支书，家里有好吃的，他经常把这些知青带到家里改善生活。”那些从大都市来到北大荒的年轻人，在她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也是垦荒的一代人，和1956年的山东垦荒人一样，从四面八方会集到这片黑土地上，用青春和汗水把荒原变成了粮仓。
“黑龙江的垦荒其实是贯穿几代人的。”王芳说，从解放前的闯关东，到1956年国家有计划的垦荒，再到后来的知青下乡，一代又一代人把“他乡”变成了“故乡”，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虽然《大荒歌》写的是其中一段历史，但她的创作初心是向所有为这片土地付出过心血的人致敬。
“这本书起源于亓宗岱老人，无形之中就把黑龙江和上海联系在了一起。”王芳说，“今天带着这本书来到上海书展，我觉得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告慰，告慰那些把青春留在了黑土地上的人，也告诉上海的读者，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有一群人曾经这样活过、奋斗过、坚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