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冰文/摄
　　日前，专程来哈尔滨参加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著名作家梁晓声，在密集的行程中特意抽出一个上午，和本地作家亲切对话，畅谈他对“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创作与思考”。
　　梁晓声满怀深情地对参会作家说：“这次我是主动提出来的，如果能挤出一点时间的话，还是想跟我们市里的作家交流一下，因为我快80岁了，以后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切主义
　　梁晓声的发言围绕着“现实主义文学”这个主题展开。他表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拿来主义’。无论是浪漫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都可以在现实主义中得以体现。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切主义。作品离开了现实主义这个最基本的元素，离开的时间越长，消亡的就越早。”
　　有人问梁晓声《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名著？梁晓声认为，作为意识流小说的重要著作《追忆似水年华》不愧为一本名著，有时间的时候，他总会捧起来读一读。但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和作者普鲁斯特本人的特质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具有不可复制性。
　　普鲁斯特的身体虽较弱但十分热爱生活，沉溺于思维和想象。与此前的作家不同，他完全突破了文学创作的传统方式。他的写作更像是在书写一部文字纪录片。在那个没有手机、收音机、电视机的时代，他的记忆力超群，他的笔触就像录像机一样细致地记录了他的旅行、回忆，以及他真实的个人生活、家族经历，轰动了当时的法国文坛。
　　他的作品不讲起承转合，完全不受文学范式的束缚，只是真实地记录回忆的流程，读起来似乎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感觉，其实有着意识流的内在逻辑。如果我们刻意模仿，没有那样的经历和时代，写出来的东西可能真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
　　西方文学滋养过我们，但不应轻信盲从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西方文学作品呢？梁晓声坦承：“当我开始动笔写小说的时候，那个营养是来自国外的。”
　　他说，“小时候看了很多民间故事，传统文学《水浒》《聊斋志异》《三侠五义》也很不错，但这些对于当下写作是不够的。当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等，对我创作《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传统文学中也有很多好作品。”
　　他说：“之前回哈尔滨交流的时候，一位作家问我，为什么有的西方名著我觉得三观不正，看不下去呢？我说，有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看不下去就不要看了。”
　　“但这也引发了我更深刻的思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时候，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的时候，国门开放、外国的各种事物涌入的时候，人们都会在那一刹那怀疑和否定自己的东西，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仰视。我自己也不例外。当时我看到翻译过来的著作，写着有着怎样怎样的影响，不管看不看都会先买下来，书架上这样的书一排一排的，反而轻视了中国的文学作品。”
　　梁晓声说：“现在，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我们的腰杆子越来越直了，这也改变了我们看待文学的视角。”
　　做好文学的分内事，不必刻意追求深刻
　　为了对比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梁晓声特意找来了那些曾经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有俄罗斯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差不多用了3年的时间重新看了一遍。同时，还潜心研读了近现代的中国小说。他坦言：此时重看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春》《秋》，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眼光。
　　他和作家们分享了《子夜》的开头。他认为，《子夜》开篇的描写非常细腻，人物众多、多线并举，一个场景中，人们在办丧礼，还在谈股市、合资……他说：“这样的开头放在全世界，水平并不低。我看过的小说里，只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以与之媲美。”
　　由于过去我们经济落后，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学缺乏自信。他说：“我们一度很重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但现在看来，鲁迅、茅盾、叶圣陶……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如果我们把夏志清的文学史视为正宗，恐怕会有偏差。”
　　梁晓声还特别提到了《愤怒的葡萄》《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两部美国小说。既肯定了它们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中国作家也完全写得出人性化、有温度的作品。
　　他说：“我们那一代作家，特别是像蒋子龙、张贤亮在面对外国作家的时候非常自信，谈笑风生。”他希望在座的作家们要有大格局，摆脱唯西方论，用自信和作品终结这种对美西方文学的仰视。
　　同时，他也提醒作家们，不必刻意追求深刻。他说，没有几部文学作品能让他有“雷击”般的感受，能有“刀刻”般的印象已经实属不易。作家要做好文学的分内事，不要自诩为哲学家、思想家，不要自以为担负着启蒙意识的重任。
　　如果理念干扰人物塑造，请忘记理念
　　在和作家交流环节，梁晓声着重谈到了人物塑造的问题。他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自己非常关注教育问题，也当过小学老师，很想写一部教师题材的小说。但是当脑子里都是事、只有理念的时候，硬写是写不下去的，写出来也不像小说。“文学即人学。”他说，“当我在脑子里能清晰地想到了几个人物的时候，再去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就能写下去了。”
　　他进一步谈到，马克思是一位社会学家，但是他曾经对戏剧家席勒做出“理念大于形象”的评论。他说：“文学作品要有理念，但当理念干扰人物塑造时，请忘记理念。不然就会被理念所纠缠。”他举了《简·爱》的例子，这部小说没有提到任何和女性有关的理念，但是通过人物的言行、命运走向诠释了理念。
　　只有一个题材适合用小说来表达的时候，这种表达才是适当的。如果一个事情，用3000字的时评可以写清楚，那我们就写时评；如果适合用小品表达，我们就写小品。他提到鲁迅的《孔乙己》《一件小事》和叶圣陶的《倪焕之》。他说：“当需要塑造特定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以人物为主，事件为塑造人物服务。当我们有事情需要讨论的时候，就以写事为主。”
　　写作并非个人化的表达，必须与社会密切相联
　　有作家提到了农村题材写作的困境。梁晓声认真地听取了作家的意见，他说：“中国文学的主体就是农村小说，之前非常多的作家，四川、陕西、湖南的……都写出了非常好的农村题材作品。但是，现在城市读者比较多，大家比较关注城市题材也是正常的。”
　　他也颇为中肯地提出：“如果当下的农村写作，还是以‘老人、老事’为主，必然要遇到困境。当年《老井》《黑骏马》都是非常优秀的农村小说，但不可能产生在当下的中国。现在的农村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要反问自己的写作有没有与时俱进。”
　　“写作不只是一件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事，它是社会的需要，不是个人的需要。”他说，“我现在有一个观点，45岁以前，写作可以是个人的事。写我想表达的，证明自己的理念。但写了很多年以后，到了50岁的时候，在另一个层面，写作不再是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是要和广大社会、和他者发生关联。”
　　他严肃地告诫大家：“优秀的作家如果陷入个人化是走不长远的。”
　　他透露，自己最近在写一部35集的电视剧，主人公是一个回乡文旅创业的年轻人。素材来自于几年前在山西一个景点遇到的一位气质沉静的青年。在空荡荡的景区里，他安静地在小木屋里画脸谱，门口挂着“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的对联。
　　他说：“我曾经期待有作家能写好这个年轻人的故事，等了两三年，没有等到，那就由我来写。当我去写这部剧、去刻画人物的时候，必然要走进社会、观察生活。而生活将给予我们独属于自己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