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 孙畅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的创新根植于实践的沃土与文化的传承。“两个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达到全新高度，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科学指南与广阔空间。
　　“两个结合”的理论飞跃
　　“两个结合”的提出，不是偶然的理论创造，而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并不断实现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与逻辑必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一产生于欧洲的科学理论，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回顾百余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答案经历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跃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明确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教条主义的深刻纠偏。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纵观百年党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问题之的，始终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两个结合”进一步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何以能的问题，即理论与文化的融合。它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不仅因为中国有适合它的实践土壤，更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深层次文化回答，也是对中国化内涵的根本性拓展。
　　“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从相互契合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把握人与世界根本关系上存在着深刻的共鸣。在世界观层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内部矛盾的统一与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阴阳学说同样以对立统一的观点看待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在价值观层面，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解放，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图景。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传统文化有知行合一的哲学传统，二者都反对空谈、崇尚践行。在历史观层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同样包含着深刻的民本思想。这种契合不是表面的词语相似，而是两种思想体系在根源处的精神相通。正是这种契合，使结合具有了内在的逻辑根据，而非外在的生硬拼接。
　　从相互成就看，“两个结合”的本质是双向赋能、彼此重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天人合一的朴素智慧，经过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升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念。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使其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生根而非嫁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它正确，还因为它与中华文明的内在气质相契合，能够被中国人民以自己熟悉的文化方式所理解和接受。
　　由此，“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化生命体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当它在实践基础上凝结为系统化的理论表达时，便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集中体现。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既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因，又有中华文明的独特气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个结合”构成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机理。
　　“两个结合”的创新路径
　　坚定文化主体性，筑牢理论创新的文明根基。文化主体性是“两个结合”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开辟新境界的基础。坚定文化主体性，首先要确立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道德伦理资源和哲学思辨传统，这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的宝贵财富。其次要在开放包容中保持自我，既不封闭僵化，也不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它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吸收。但这种吸收是有主体性的吸收，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只有坚定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才有灵魂，开辟新境界才有根基。
　　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创造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结合”的实践场域，也是开辟新境界的动力源泉。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均体现着“两个结合”的深刻烙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本身就是“两个结合”开辟新境界的生动证明。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认识，让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相互激发、良性互动。
　　回应“四个之问”，在解决时代课题中开辟理论新境。新时代的中国理论，必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四个之问”既是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开辟新境界的契机。这“四个之问”本质上是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核心课题，它们内在关联、有机统一，不可能割裂开来逐一回应，而必须在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中予以整体解答。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明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境界也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