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 王瑶
　　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重要论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度重视历史，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主张必须具备“历史纵深感”，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其探索接管大城市、开展城市治理的开创性实践，构成了我们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伟大转折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试验田”和“先行样板”，为我国城市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
　　哈尔滨解放初期，首要任务是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哈尔滨的经验在于迅速而稳妥地完成了这一过渡。东北民主联军在哈尔滨解放后立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戒严令，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接管旧政权机构，为建立新政权创造了条件。构建三级政权体系，废除伪满时期的保甲制度，创造性地建立市、区、街三级人民政府管理体系，有效地将党的政策传达到民众，构成新生人民政权的组织基础，成为后来各大城市政权建设的范本。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哈尔滨市委明确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发动群众参与反奸清算与土改，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工厂、学校、郊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分地运动，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并通过发动群众参与反奸除霸、民主选举等活动，巩固了新生政权的群众基础。创造性地建立起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市临时参议会，会集工商界、知识界、各党派人士，共商城市建设大计，实现多党合作、民主协商。
　　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哈尔滨解放初期，无论是成立军管会、建立三级政权体系、依靠工人阶级与发动群众，还是建立市临时参议会，其核心都是为了实现党对城市治理的全面领导。进入新时代，城市治理面临的任务更重、治理结构更复杂、风险挑战更多，更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城市发展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的效能优势。从解放初期强调的“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发展到新时代强调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治理，形式和方法虽有演进，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始终是贯穿我们党城市治理史的一条红线。解放初期哈尔滨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正是这条红线的历史起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明确城市治理的价值取向
　　哈尔滨解放初期的城市治理，从保障市民的民主权利到解决市民的吃饭、就业问题，处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面对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当时市委最优先解决的是粮食、燃料等关乎市民生存的基本问题。保护民族工商业、稳定物价、恢复生产，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就业、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新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在城市治理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哈尔滨解放初期，就着手建立广泛的群众组织，解放后迅速成立哈尔滨市总工会、民主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将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权建设与社会管理；在经济治理上依靠群众力量，通过劳模运动、军需生产动员、公粮征收等方式，将群众纳入经济恢复体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稳定工商业。这些实践是我们党群众路线从农村根据地成功拓展至大城市的标志性探索。
　　从哈尔滨解放初期聚焦于解决人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到新时代聚焦于满足人民对蓝天、碧水、便捷交通、优质教育、可靠医疗等美好生活的需求，其服务的内涵和标准在不断提升，但“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价值追求始终未变。新时代城市治理思想，其最鲜明的底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增进民生福祉。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发展的奋斗目标，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扎实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同时，哈尔滨解放初期的城市治理，深刻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城市治理模式，这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民生，也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持系统观念，时刻牢记城市治理的科学思想方法
　　解放初期的哈尔滨城市治理，是一盘统筹兼顾的“大棋局”。既要统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建设，又要统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城郊土改），还要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稳定。比如在恢复经济与保障民生方面，1946年7月哈尔滨市委明确提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核心工作方针。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精准有效的经济政策，坚定不移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明确提出保护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和私人财产，鼓励他们恢复生产、繁荣市场；发挥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大力整顿和稳定金融市场；通过接管重要企业，建立国营经济的骨干力量；通过严厉打击金融投机和囤积居奇行为，迅速稳定物价；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做法没有将问题简单化、对立化，而是着眼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恢复经济、服务全局。统筹推行这些重要政策，在当时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体现了在“革命”与“建设”、“消灭”与“利用”之间寻求平衡的系统思维，这种系统性的治理方法论对于今天应对城市发展中的复杂挑战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新时代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推动城市各要素协同发展，实现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避免“城市病”的产生。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推动发展的积极性。这种思想认识与哈尔滨解放初期的城市治理，在思维方法上是异曲同工的，都是在复杂的局面中，识别并处理好多种矛盾关系，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优解，最终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可以说，哈尔滨解放初期的经验，是我们党在城市治理中运用系统思维和辩证方法的早期成功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评价陈云同志，认为其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我们党积累了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为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这实际上是对包括哈尔滨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早期城市治理探索的整体性肯定，清晰地表明东北解放区的实践被视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城市治理的成功探索。哈尔滨解放初期城市管理的核心任务是接管和改造，工作重心在于建立秩序、巩固政权、恢复生产。而新时代城市工作的核心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面对的是城市群协调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等各种全新的挑战，二者的时代背景、核心矛盾和具体任务已大不相同。然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等宝贵经验，在精神实质与内在逻辑上与新时代城市治理存在着深刻的传承与契合，已经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基因”深刻地融入到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文化之中，为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历史纵深提供了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