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 黄蔚 萱邹丹 凤孙畅
　　哈尔滨的解放不仅是一个城市的解放，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哈尔滨解放本身，对东北战局乃至全国革命进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夺取大城市
　　中国革命长期以来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重心转移，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等方式，不断积蓄与壮大革命力量。实践证明，该战略是符合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指引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但是，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是为了夺取城市。哈尔滨解放标志着党的战略方针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夺取大中城市，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群众基础等方面已具备战略进攻的实力，革命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胜利的曙光已然显现。此后，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展开进攻，先后解放了沈阳、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哈尔滨解放成为了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开端。
　　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战略支撑
　　哈尔滨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及各直属机关相继迁入。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哈尔滨一直作为东北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中心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挥着支援东北解放及全国解放战争的最重要后方基地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松南战役爆发至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地区累计出动战勤民工10万余人，调用大车3万余辆、战马13万匹，组织担架2.5万副，构成了覆盖运输、救护、补给等多功能的庞大支前网络。同期，全市动员汽车司机1000余名、2500多名医护人员投身战地救护工作，另有近700人的前线工作团常驻战地承担战勤组织协调任务。哈尔滨以其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成为支撑东北解放战争最稳固、最可靠的后方基地。
　　军工生产方面，1946年至1948年全市机械行业职工生产迫击炮等大量武器。军需生产方面，完成军粮7000吨，生产军用服装338万件。短短3年，哈尔滨组织5次大规模征兵活动，参军人数占全市适龄青年近四分之一。哈尔滨以极高的人口参军率，诠释了人民战争的深层内涵——战争的伟力源于民众的觉醒与选择。这背后是翻身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的朴素信念，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高度认同。
　　为新中国城市政权建设提供实践经验
　　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管理的第一个大城市。如何管理城市、如何建设城市政权，对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哈尔滨的实践，为党接管其他大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政权建设层面，1946年5月3日成立的哈尔滨市政府初设公安局、社会局等6个工作机构及秘书处，后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增设地方法院、税务局、劳动局等职能部门，这一因需设岗、逐步完善的过程始终遵循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治理架构以适应城市复杂运转的需求。在基层治理层面，哈尔滨构建起市、区、街三级政权体系，通过颁布《街道政权组织暂行条例》等法规，至1947年形成区、街、间、组四级管理体系，政权扎根基层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动员难题，更奠定了新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群众路线的制度根基。在民主政治层面，1946年7月召开的哈尔滨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拥有选举罢免市长等职权，其制度实践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雏形。这三个层面的同步探索，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的治理转型，为新中国城市政权建设奠定了早期实践基础。
　　在群众组织建设方面，哈尔滨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组织。1946年8月11日成立“哈尔滨民主青年联盟”；9月15日召开首届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哈尔滨市各界妇女联合会；10月10日，哈尔滨市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市总工会。这些群众组织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有效动员了各阶层群众参与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造。
　　哈尔滨市作为全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其接管建设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我们党不仅具备领导人民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能力，更有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服务民生的建设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一次关键演练，其城市治理实践具有“试验田”和“样板间”的双重历史意义。它不仅解决了“从农村到城市”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政权组织形式和治理逻辑上，其建立的“政府机构—基层政权—民意机关—群众团体”四位一体的城市治理框架，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提供了系统的制度雏形和经验储备。
　　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政治条件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加快，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趋成熟。毛泽东适时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哈尔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被确定为筹备新政协的重要地点。作为东北解放区最安全的城市且毗邻苏联，哈尔滨为民主人士提供了便捷的进出通道和安全保障。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下，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等各界民主人士分三批抵达哈尔滨，共商建国大计。同年，在马迭尔宾馆通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诸问题协议》，成为筹备新政协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哈尔滨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实践起点。
　　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接管新解放城市的干部需求日益迫切。党中央决定从东北解放区抽调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政权基础稳固的大城市，成为干部输出的重要基地。1948年6月至1949年9月，哈尔滨先后选派2300余名优秀干部奔赴南方新解放区，担负起接管城市、巩固政权、支援建设的重任。这些南下干部将哈尔滨积累的治理经验带到全国，在配合军事斗争、创建地方政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支撑。这一史实充分表明，哈尔滨不仅以物资和兵员支援前线，更以成批输出的干部队伍，将“共和国长子”的使命担当延伸至全国解放的版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