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 李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战略抉择,更是驱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动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其中,“开放”绝非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
首先,这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往往诞生于全球知识、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之中。只有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源头活水”。
其次,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一方面可以吸引全球优质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满足国内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的需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内产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测试”中不断提升竞争力,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最后,这是应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动作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风险。在此背景下,是选择“向内收缩”还是“向外拓展”,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战略智慧。中国主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旗帜鲜明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仅是为自身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更是以实际行动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从“流量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的跃升
“十五五”时期所强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其内涵已远超过去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为主要特征的“流量型”开放,而是转向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更深层次开放。
开放领域的拓宽与深化。从传统的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领域拓展。特别是在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服务业领域,将有序推进开放,引入国际先进经验和竞争机制,倒逼国内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与便利化,将成为开放的新前沿。
开放规则的对接与引领。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在于制度型开放。这意味着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持续深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国要在涉及未来发展的新兴领域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将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标准融入全球治理体系。
开放平台的能级提升。“十五五”时期,要赋予自贸试验区(港)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推动各类开发区、保税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整合优化、功能升级,使其成为汇聚全球高端要素的“引力场”和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开放安全的统筹兼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忧患意识,做到防风险与促开放动态平衡。要建立和完善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构筑坚固有效的“防火墙”。
“十五五”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
开放是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向“十五五”,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服务业开放。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吸引外资力度。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完善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管理的各项制度,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与共建国家在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以及人民“心联通”领域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重大战略对接,鼓励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惯例参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度参与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