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申
　　我站在呼兰河畔，已是深秋。河水瘦了下去，露出灰白色的滩涂，上面歪斜地生长着一丛丛红蓼。花开得正盛，穗状的花序在风中轻轻摇曳，远远望去，竟似一片浮动的红雾。我走近了看，那花是极小的，五瓣，攒聚成穗，颜色却是倔强的深红，在秋日的萧瑟里显得格外醒目。花茎呈暗红色，节节攀升，每一节都像是生命走过的刻度，记载着无人知晓的坚持。
　　这花，萧红写过。她在《呼兰河传》里轻描淡写地提过一笔，说这河边的红蓼花开了，又谢了，无人问津，自顾自地生死。如今我亲眼见了，才知她笔下那近乎冷酷的平静里，藏着怎样一种深切的懂得。这花，委实是呼兰河土地里长出来的性子。它不争春，不斗艳，偏择秋深时节绽放，仿佛要与萧瑟一较高下。它的红不是牡丹那般富贵逼人，也不是玫瑰那般娇艳欲滴，而是一种沉淀了的、近乎血色的暗红，像是大地深处渗出的记忆，在秋风中喃喃低语。
　　我的童年，是在这呼兰河畔的一个小村子里度过的。那时的秋天，天空总是很高、很蓝，蓝得让人心慌。风从远方的草甸子上吹过来，带着干草和泥土的味道。我们这些孩子，像一群野雀，呼啸着穿过田埂，奔向河滩。而河滩上，除了光滑的鹅卵石、偶尔搁浅的破旧木船，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这成片的红蓼了。
　　我们并不怎么珍视它。它太常见了，常见得像脚下的泥土，像头顶的空气。男孩子们会折下它的枝条，互相打闹，脆弱的茎杆瞬间断折，那深红的花穗便散落一地，零落成泥。女孩子们有时会采上几枝，带回家，找一个空罐头瓶插起来，用清水养着。但不过两三日，花便蔫了，那红色也褪成一种黯淡的、接近褐色的灰败，母亲们嫌它招虫子，往往连瓶带花一并扔了出去。
　　大人们对它，则有一种更为实用的漠然。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有一次背回一大捆红蓼，摊在院子里晒。祖母问做什么，祖父嘟囔了一句：“喂猪。”原来这红蓼的叶子，猪是肯吃的。晒干了，据说还能入药，祛风利湿。但在那个粮食金贵的年代，它终究是上不得台盘的“野东西”，它的这点用处，远远抵不过它对田地的侵占。它长在田埂边、沟渠旁，与庄稼争夺着养分，农人们锄地时，总会毫不留情地将它们铲除。它的生命力却顽强得可恨，根须断在地下，不久又能萌发出新芽。
　　故而，它在我早期的认知里，是矛盾的存在。它点缀了我贫瘠童年的色彩，却又与一种无言的荒芜、一种挣扎的生存紧密相连。它的美，是野性的、孤独的、甚至带着点苦味的。那时我并不懂得欣赏这种美，只是习惯了它的存在，如同习惯了大地上许多沉默而无用的事物。
　　后来，我离开了故乡。像许许多多从这片黑土地走出去的人一样，我去远方求学、谋生。城市里没有红蓼花。城市里有精心培育的玫瑰、百合，有修剪整齐的冬青与黄杨。它们的色彩更艳丽，姿态更优雅，被规规矩矩地栽种在公园、路旁，接受着文明的灌溉与观赏。
　　然而，在某一个异乡的秋日，或许是走在一条落满梧桐叶的街上，或许是看到窗外一抹夕阳的余晖，我会毫无征兆地想起呼兰河，想起河滩上那一片片无人问津、自顾自盛放又自顾自凋零的红。那记忆中的红色，便在心底猛地灼烧一下，带着一种粗粝的乡愁。
　　我才渐渐明白，萧红为何要写它。她写的不是花，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红蓼花从不讨好谁。它不香，甚至带着一股涩味；它不娇贵，盐碱地、水洼边，都能蓬勃生长；它不邀宠，农人锄它，牛羊啃它，孩子折它，它明年依旧一片红火地回来。它活得沉默而坚韧，热烈而荒凉。这多么像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忍受着严寒、贫困、苦难，却也在缝隙里挣扎出一点生趣，一点如同红蓼花般不起眼却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哭，他们笑，他们爱，他们恨，最终又都沉默于泥土，如同那被秋风扫落的花穗。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有个疯女人，大家都叫她“红姑”。她总喜欢在头上插一枝红蓼花，整日在村头河边游荡。孩子们怕她，大人们厌她，唯有这红蓼花不嫌弃她。后来听祖母说，红姑年轻时是村里最俊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外来写生的画家。画家许诺回来娶她，却再也没有回来。红姑就这样等着，等着，等到神志不清，却还记得在发间簪一朵红蓼花——那是画家当年为她簪上的第一朵花。如今想来，红姑何尝不是一朵红蓼花？在自己的世界里固执地开着，不同世俗妥协，不同时间认输。
　　故乡的秋日总是特别短。才见红蓼初绽，转眼就是霜降。一夜寒霜过后，红蓼的叶子会蜷缩起来，但那花穗却依然挺立，红得更加深邃，像是要把全部的生命都在凋零前燃烧殆尽。这时节，祖母总会念叨：“红蓼红，过冬穷。”意思是红蓼花开得越红，预示着冬天的日子越难熬。小时候不解其意，如今想来，这其中包含着农人最朴素的生存哲学：美与苦难常常相伴相生。
　　再次站在这里，中间隔了二十多年的光阴。故乡已变得陌生。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水泥道，低矮的草房被砖瓦小楼取代。很多老人不在了，很多孩子我不认识了。呼兰河水似乎也比记忆里温顺了许多。
　　唯有这红蓼花，仿佛挣脱了时间的流速，还是旧时模样。它们一丛丛，一簇簇，在秋风中摇曳着那一抹不变的深红。我蹲下身，仔细端详。它的茎是红的，节部膨大。叶是披针形的，也常常泛着红晕。我甚至看到几只小小的蚂蚁在花穗间匆忙爬行，将它们视作了整个丰饶的秋天。
　　一个老人背着手走过，好奇地打量我这个陌生人。我认出他是村西头的王老汉，比记忆中佝偻了许多。他竟也认出了我，唤了我的小名。
　　“回来看看？”他问。
　　“嗯，回来看看。”我答。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片红蓼，咧开嘴笑了，露出稀疏的牙：“这玩意儿，年年长，烦人得很，锄都锄不尽。”
　　他的语气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那种熟悉的抱怨与漠然。在他眼里，这花或许永远只是无用的杂草。他看不到我所看到的，感受不到我所感受的。但这并不妨碍这花的存在，也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们交谈了几句。他说谁谁已经不在了，谁谁搬去了城里。他的话语平静，如同在讲述红蓼花开了又谢一样自然。生老病死，荣枯代谢，在这片土地上，是天经地义的事，容不得太多的伤感和惊诧。这或许就是生活教给他们的最深刻的哲学。
　　老人踱步走了。我又独自面对这片红蓼。
　　我想起萧红的一生。她就像一朵离开了呼兰河的红蓼花，在异乡的土地上挣扎着盛开。她的文字里，永远带着呼兰河的影子，带着那种冷峻之下的滚烫，那种描绘苦难时近乎残忍的平静，以及平静之下汹涌的同情。她写《生死场》，写《呼兰河传》，写的何尝不是这红蓼花般的人生？卑微，顽强，在巨大的命运面前无声地呐喊，最终归于寂寥。她本人，也如同秋风中的一穗红蓼，过早地凋零了。
　　太阳西沉，光线变得柔和金黄，将红蓼花的影子拉得很长。那深红的花穗在逆光中变得透明起来，边缘毛茸茸的，仿佛燃烧着一团温和的火焰。
　　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这花，见过我的祖父祖母，见过我的童年，见过萧红的背影，见过百年来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悲欢离合。它是一个沉默的见证者。它不言不语，却道尽了一切。
　　它从不追求意义。它盛开，就是它全部的意义。它用最平凡的姿态，对抗着时间的虚无与遗忘。只要泥土还在，河水还在，春风秋雨还在，它就会年复一年地回来，用那抹倔强的红，告诉这片土地：我还在。
　　天色渐晚，河面上起了薄雾。红蓼花在雾中若隐若现，那红色也变得朦胧起来，像是褪了色的记忆，又像是正在苏醒的梦境。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祖母说过，红蓼花会在夜晚低声唱歌，只有真正想家的人才能听见。那时只觉得是祖母的玩笑话，此刻却莫名地信了。我屏住呼吸，仔细聆听——风过花穗，果然有细微的沙沙声，如泣如诉，如慕如怨。
　　这就是故乡。它不总是温馨美好的，它充满了粗糙的、原始的、甚至令人不适的真实。它有贫穷和愚昧，也有坚韧和温暖。它是我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地方，也是我魂牵梦绕想要回来的地方。而红蓼花，就是这一切的化身。
　　我最终没有采下一枝。就让它长在这里吧。它属于这片河滩，属于这片野性的、自由的风。
　　回城的路上，我看见现代化的开发区已经推进到河边。推土机轰鸣，将一片红蓼连根铲起，准备建设新的厂房。那些被铲倒的红蓼花零落在地上，却依然保持着最后的姿态，红得刺眼。我不知道明年春天，这里还会不会长出新的红蓼。但我知道，即使这里不再有，它们也会在别的角落生根发芽。也许在某个废弃的院落，某段残破的墙根，或者某条尚未硬化的田埂上。它们总会找到生存的缝隙，就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总能找到活下去的方式。
　　红蓼花的花语是什么？我查过资料，却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也许它本就不需要被定义，就像故乡，就像乡愁，就像那些深植在我们血脉中无法言说的情感。它们只是存在着，沉默着，见证着，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车窗外，最后的夕阳把天边染成了红蓼花色。我忽然明白，我之所以为这平凡野花如此动容，是因为在它身上，我看到了所有离乡之人的缩影：倔强地生长，沉默地坚守，在不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奋力绽放，只为证明——我来过，我活过，我记住过。
　　而那抹红，将会永远红下去，红在呼兰河畔，红在每一个游子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