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胡同的记忆
文章字数:5927
李性菊老人百岁留影。
1951年张秀珂与妻子李性菊和儿子张抗在一起。
□ 王宏波
“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都是些个小胡同了。”
这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著名现代女作家萧红在她的小说《呼兰河传》中,对于自己家乡呼兰县城的描述。
而她的家就坐落在这些小胡同里。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读了《萧红全集》,就她家具体准确的门牌号又打电话向她的侄儿张抗兄求证。
这位仁兄出生于1950年,现虽已是致政之年,但一米八十多高的个头总是充满着活力,一双不老的眼睛跃动着清澈的光泽,机智、豪爽、健谈。
他的声音好像满是金色的阳光。他说:“那时,呼兰是一个小县城,就是那么几条街,我们家的祖房是在呼兰县城西峪国街长寿胡同37号……”
清秋的一个上午,我开车过松花江上的松浦大桥,一路穿行在黄叶与绿叶交织的大道上。金色的阳光在车前唰唰闪过,清冽的风在车边呼呼流过,一路顺畅来到“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的呼兰。
长寿胡同现在已是一片灰色地面的空旷广场,几只鸽子在那儿寂寥地飞起飞落,一侧是萧红故居的院套。
我走进这个院套,眼前浮现的是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自己家的描绘:一进大门,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房子,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房子,“再加上一个大门洞,看起来是七间连着串”,“房子都很高大,架着很粗木头的房架。柁头是很粗的,一个小孩抱不过来。都一律是瓦房盖,房脊上还有透窿的瓦做的花,迎着太阳看去,是很好看的,房脊上,一边有一个鸽子,大概也是瓦做的。终年不动,停在那里。”
风吹过,摇曳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在阳光的金色里飒飒作响。
在这声音里,我仿佛听到一串串银铃一般的笑声,像清澈的水湝湝流过。这是萧红童年在《后花园》里嬉戏的笑声吗?
大自然田园景色的感染、古典诗词意境的熏陶,塑造了萧红敢爱敢恨的倔强性格,滋润了萧红“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语)。
这个萧红的家,也记载了她对于黑暗封建礼教的反叛和抗争。
1920年萧红上小学,1924年升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1925年转入第一女子初高级小学校,正值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呼兰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她走上街头积极参加募捐活动。1926年,萧红高小毕业提出继续求学,并向家里人声称,如果不让读书,就到呼兰的天主教堂当“洋尼姑”。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的父亲张廷举为了顾及面子,只好同意她到哈尔滨继续读书。
1927年初秋,萧红第一次告别呼兰河畔小城的深宅大院,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读书。她在这里接受了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作品,爱上了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以悄吟的署名发表了抒情诗……
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回到家里时,父亲已把她许配给哈尔滨顾乡屯的汪家次子。可是,她要继续升学读书,便决绝地选择了抗婚。她拿着买嫁妆的钱,逃离家乡来到北平,进入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萧红此举彻底激怒她的父亲,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使她陷入困境……最后没有办法,她又回到呼兰这个对于她来说没有一点温暖的家。
1931年,曾给她那么多关爱的祖父已去世一年多了,萧红整天面对的是父亲严厉的面孔和继母客气而冷漠的眼睛。父亲为了限制她对于自由的渴望,把她送到张氏家族聚居的阿城福昌号屯。这是萧红第三次离开呼兰,也是最后一次离开长寿胡同的这个家。不久,她逃离了张家的这个大本营,只身来到哈尔滨,开始了艰苦的生活……
萧红从哈尔滨经大连、青岛,到上海,见到敬仰的鲁迅先生。她创作出版了被鲁迅赞誉为:反映“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由此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我徜徉在这个院套的甬道,幻想着百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
张抗兄曾给我发来一组老照片,拍摄时间是1979年8月16日,上面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萧军,以及同期的作家关沫南、陈隄、刘树声和他自己在内的三十余人。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幢民房,房盖上的瓦楞间长出萋萋的青草,墙体的表面有些斑驳,四个窗户已被抹死。它虽然破败但仍显露着当年的华贵。
他在微信上说,这是当年萧军等人参观萧红故居时的珍贵照片。
我以极为尊敬的心情看着照片——
萧军在专注地听着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关沫南的介绍,并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凝神仰望着……
萧军是在凝望什么呢?是在寻望当年那位叫张廼莹小姑娘的身影吗?还是在寻找萧红弟弟张秀珂稚嫩的声音?
张秀珂在《回忆我的姐姐——萧红》(原文载《黑龙江文史资料》1983年第八辑——作者注)一文中,曾深情回忆自己与姐姐的点滴往事……那时,这个院套里满是姐弟俩玩耍的身影。
1932年,张秀珂到齐齐哈尔念高中。他回忆道:“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和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经常指点他读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对于他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5年张秀珂考取了伪满官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留学名额。在日本期间,他因受姐姐反满抗日思想的影响,广泛涉猎进步书刊,受到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不得不中断学业提前回国,再次回到呼兰县城西的院套。1936年冬,他背着父亲跑到秦皇岛,藏在轮船的货舱偷渡到上海,见到了萧军和稍后从日本回来的萧红。萧红问他:“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张秀珂回答:“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当他向姐姐讲述家里的情况时,萧红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1937年7月中旬,张秀珂拿着萧军写给陕北红军朋友的一封信,到陕北云阳参加了红军(当时红军尚未改名,后改为八路军115师——作者注)。他说:“……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又过四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115师一部转隶为新四军——作者注),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在黄克诚率领的第三师先后担任宣传科长、敌工科长——作者注),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香港的消息……”,“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我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得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秀珂随部队返回东北,驻扎在齐齐哈尔。他在抗战年代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但尚不自知,为了尽快恢复体能,他每天早上同战士们一同出操,坚持往返十多里的越野训练……这时他发现自己咳血,全身浮肿,经师部医院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需要马上治疗和休养。
当时四平战役正紧,部队根本没有养病之处,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命令他暂时就近回家养病。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张秀珂便决定回部队。当警卫员在收拾东西时,发现马搭子里塞满了绫罗绸缎和金银浮财。这是父亲和继母听到土改消息后,想把这些“家底”利用儿子的特殊身份转移出去。他命令警卫员把这些东西直接移交给土改工作队,又对父亲情真意切地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听从土改工作队的命令,配合土改工作。”父亲“转移浮财”的侥幸心破灭了,听从儿子的要求主动向工作队申报上缴财产,后来成为开明士绅,并被选为松江省参议会议员。
张秀珂回部队后,这时原来的三师已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组织上本欲安排他出任北满军区调查研究室主任,但见他病情没有好转,便安排他到地方休养。黄克诚找到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说:“我把这个干部交给你了,等他养好了再回部队!”在哈尔滨,冯仲云见到了向他报到的张秀珂,看着眼前这一脸英气却又病魔缠身的“单身老干部”,心想需要一位照顾他的人,就想到了从山东解放区北上的女干部李性菊。
李性菊是吉林延吉人,后随家移居到黑龙江双城,高小毕业后在哈尔滨一家俄国人照相馆当学徒。在这里,她认识了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李光复(东北光复后,曾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党委书记——作者注),接触到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她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外围工作。后被日伪特务发现,党组织紧急安排她撤离哈尔滨去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迷惑敌人,她装扮成没有文化的村妇,在哈尔滨上火车、在大连上船时,特意把车、船的票上下颠倒地拿着,骗过检查的国境警察(伪满洲国警察——作者注)。
她到山东烟台,被安排到八路军胶东军区滨海师范学校读书,其间还配合根据地政府做民运工作,并参加了数次反“扫荡”……她曾对儿子回忆道,在一次鬼子大“扫荡”中,一位姓鲁的大娘为掩护躲在井下的她,被日本鬼子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我去看鲁大娘时,大娘脸上包着纱布看不见我,却用手摸着我的头不停地说:‘嫚呀,没伤着就好……嫚呀,没伤着就好’,我当时泣不成声,认了鲁大娘做干妈。”张抗兄说:“解放后,老妈和鲁家还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都要寄钱寄东西,老妈常说,山东人好呀,根据地的老乡好呀,没有干妈,我早就牺牲了。”
1945年“8·15”后,组织上知道她熟悉哈尔滨的情况,就批准她加入了第一批北上干部团,其任务就是识别潜伏在哈尔滨的日特人员和伪满高官,调查日伪的物资、掌握日伪军事仓库等情况。在路经安东(今辽宁丹东——作者注)时,她被临时抽调去调查、破获一家日本工厂白金锅(一种金属熔解器——作者注)丢失案件。完成了这个任务她才回到哈尔滨。
为了打击配合国民党特务从事破坏活动与新生人民政权为敌的反动组织“一贯道”,李性菊受命参加侦破。她通过以前认识的一位崔姐和她做皮货商的丈夫的介绍,装扮成信徒打入“一贯道”内部,很快摸清了他们在道外桃花巷的窝点,配合东北民主联军和警察局将其一网打尽。后来那位崔姐明白了“‘一贯道’是害人道”,逢人便说,共产党真神呀,这才来几天呀,就把他们全窝端了。
李性菊先后任哈尔滨市民运工作队、松江省民运工作队队员、阿城贸易公司监理、松江省哈东专员公署金库主任。她曾向儿子回忆道:“当时,苏联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大量军用物资,咱们就给他们用猪肉换。我们工作队在亚布力、苇河一带负责收购猪肉,那时还有零星的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他们和土匪勾结在一起搞破坏。”她在一次和土匪的遭遇战中腿部负伤,落下伤疾直到晚年还经常疼痛。
李性菊同张秀珂的结合,没有花前月下携手漫步的浪漫,共同的理想和事业的追求是他们爱情的坚实基础。李性菊曾在冯仲云领导下工作,她对儿子回忆说:“冯主席是我非常尊敬的老领导,一次我的枪走火打伤了同志,他狠狠批了我一通,并命令我蹲了一星期禁闭。我是一边蹲禁闭一边还要办公。出来时,省委组织部找我,给我介绍了你爸。我当时觉得太生疏没有同意。后来冯主席亲自找我谈话,说你爸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东北人,是优秀的年轻老同志,让我听从组织安排。”
他俩虽然结婚但没有固定的居所,为方便张秀珂回呼兰家养病,李性菊被派到呼兰参与接管日伪呼兰甜菜株式会社,并担任改名后的松江省农事试验场首任场长。她在工作中注意发现培养新生力量,经过严格考察,培养介绍了一位姓冯的留用技术人员加入党组织,后来这人成为我国的甜菜专家。
李性菊在照顾丈夫的同时,克服困难艰辛工作,获得松江省里颁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新中国成立初期,张秀珂被任命为松江省助产士学校(黑龙江卫生学校前身——作者注)校长,便和担任副校长的妻子商量,让她去和呼兰县委联系,把呼兰老宅自费筹钱买下来,做萧红纪念处,然后再捐赠给县里……
1954年,在北京的老首长来信要张秀珂去北京治病。那时在北京刚成立了中苏友谊医院,人们都迷信“苏联老大哥”医术。这样,他们全家迁往北京,暂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李性菊被安排在中央某部任外国专家办副主任。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老战友都来看望张秀珂,天真地认为他的病不久就能痊愈。老首长也是满怀期待地说:“等你病好了,先不给你压重担,先干个航校试试。”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医院把情况报到空军司令部,马上转院到空军总医院。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他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他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就对妻子说:“我这病看来好不了了,我们还是回哈尔滨吧,死也要死在家乡呀,你去向首长汇报我的要求。”
1956年初,他们一家三口又搬回哈尔滨,张秀珂住进哈尔滨市立医院,李性菊任黑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当年11月28日晨,张秀珂在哈尔滨市立医院病逝,终年40岁。
张抗兄说,在我爸爸去世后,不管是多么艰难困苦,妈妈总是给我温暖的母爱。
哈尔滨的著名文化学者张永德生前曾让我为这位老人写本书,因为她是一位母亲,更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
我和张抗兄见面的时候,他经常向我讲述姑姑和爸爸妈妈的往事,在微信上给我转来很多相关的珍贵资料。这个时候,李性菊老人已是101岁了,住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干部病房,但思想仍是敏锐,头脑仍是清醒。她对儿孙说:“在萧红研究的问题上,你们不要违反了张家的‘家规’:不许利用萧红的声誉炫耀自己或谋取私利,不许随便评论萧红,只有向社会提供萧红及家族史料的责任和义务。”1985年,黑龙江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曾是张秀珂的老战友、老部下,机缘巧合认识了张抗,得知他是张秀珂的儿子时,非常激动:“哎呀,我找你们娘俩三十多年,有人说你们去国外了,没想到近在咫尺。你父亲是红军干部,去世时没有通知部队,是地方操办的,连抚恤金都没有,部队应该给个说法。”他让张抗写一份关于张秀珂的材料,由他转呈总政治部。李性菊知道后,一面对老战友的关心表示感谢,一面对儿子说:“你爸治病长达十年之久,给部队和地方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我们家生活很好,就不要再麻烦组织了,唯有努力做好工作才能报答党的恩情。”
这充分展现出李性菊这位革命者的风骨和优良的家风。
这些年,张抗兄始终遵照母亲的要求,决不以名人之后自居,以谦谦君子的风范无偿为萧红研究学者解疑答惑,为萧红研究机构捐献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珍贵的实物,并向影视制作机构作出拍摄萧红题材作品的无私的授权。同时,还为大型人物纪实片《文明中华行》《萧红》,电视多集专题片《大师》《读萧红》,电影剧本《我认出了风暴》《萧红》《黄金时代》等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中肯的意见建议。
因为当时疫情的关系,我没有能进到病房看望并采访老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老人在2022年3月6日,以102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她弥留的瞬间里,她的眼前是否出现了大姑姐萧红和丈夫张秀珂的往事?是否出现了这姐弟俩生活过的长寿胡同那座凝结着美好和痛苦的故居?
……
“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这是百年前萧红对于这座老宅后花园的描述,可是百年后今年的秋天却是特别的温暖,像要逆回到百年前那个夏天似的——“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仍是“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我置身在这座东北风格的院套间,站在萧红的塑像前,向这位“对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做过斗争的人”(茅盾语)——萧红致敬;
向没有塑像,但永远恒定在历史画卷上那前进姿态的革命战士——张秀珂、李性菊致敬!
1951年张秀珂与妻子李性菊和儿子张抗在一起。
□ 王宏波
“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再就都是些个小胡同了。”
这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著名现代女作家萧红在她的小说《呼兰河传》中,对于自己家乡呼兰县城的描述。
而她的家就坐落在这些小胡同里。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读了《萧红全集》,就她家具体准确的门牌号又打电话向她的侄儿张抗兄求证。
这位仁兄出生于1950年,现虽已是致政之年,但一米八十多高的个头总是充满着活力,一双不老的眼睛跃动着清澈的光泽,机智、豪爽、健谈。
他的声音好像满是金色的阳光。他说:“那时,呼兰是一个小县城,就是那么几条街,我们家的祖房是在呼兰县城西峪国街长寿胡同37号……”
清秋的一个上午,我开车过松花江上的松浦大桥,一路穿行在黄叶与绿叶交织的大道上。金色的阳光在车前唰唰闪过,清冽的风在车边呼呼流过,一路顺畅来到“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的呼兰。
长寿胡同现在已是一片灰色地面的空旷广场,几只鸽子在那儿寂寥地飞起飞落,一侧是萧红故居的院套。
我走进这个院套,眼前浮现的是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自己家的描绘:一进大门,靠着大门洞子的东壁是三间房子,靠着大门洞子的西壁仍是三间房子,“再加上一个大门洞,看起来是七间连着串”,“房子都很高大,架着很粗木头的房架。柁头是很粗的,一个小孩抱不过来。都一律是瓦房盖,房脊上还有透窿的瓦做的花,迎着太阳看去,是很好看的,房脊上,一边有一个鸽子,大概也是瓦做的。终年不动,停在那里。”
风吹过,摇曳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在阳光的金色里飒飒作响。
在这声音里,我仿佛听到一串串银铃一般的笑声,像清澈的水湝湝流过。这是萧红童年在《后花园》里嬉戏的笑声吗?
大自然田园景色的感染、古典诗词意境的熏陶,塑造了萧红敢爱敢恨的倔强性格,滋润了萧红“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语)。
这个萧红的家,也记载了她对于黑暗封建礼教的反叛和抗争。
1920年萧红上小学,1924年升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1925年转入第一女子初高级小学校,正值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呼兰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她走上街头积极参加募捐活动。1926年,萧红高小毕业提出继续求学,并向家里人声称,如果不让读书,就到呼兰的天主教堂当“洋尼姑”。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的父亲张廷举为了顾及面子,只好同意她到哈尔滨继续读书。
1927年初秋,萧红第一次告别呼兰河畔小城的深宅大院,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读书。她在这里接受了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作品,爱上了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以悄吟的署名发表了抒情诗……
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回到家里时,父亲已把她许配给哈尔滨顾乡屯的汪家次子。可是,她要继续升学读书,便决绝地选择了抗婚。她拿着买嫁妆的钱,逃离家乡来到北平,进入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萧红此举彻底激怒她的父亲,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使她陷入困境……最后没有办法,她又回到呼兰这个对于她来说没有一点温暖的家。
1931年,曾给她那么多关爱的祖父已去世一年多了,萧红整天面对的是父亲严厉的面孔和继母客气而冷漠的眼睛。父亲为了限制她对于自由的渴望,把她送到张氏家族聚居的阿城福昌号屯。这是萧红第三次离开呼兰,也是最后一次离开长寿胡同的这个家。不久,她逃离了张家的这个大本营,只身来到哈尔滨,开始了艰苦的生活……
萧红从哈尔滨经大连、青岛,到上海,见到敬仰的鲁迅先生。她创作出版了被鲁迅赞誉为:反映“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由此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我徜徉在这个院套的甬道,幻想着百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
张抗兄曾给我发来一组老照片,拍摄时间是1979年8月16日,上面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萧军,以及同期的作家关沫南、陈隄、刘树声和他自己在内的三十余人。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幢民房,房盖上的瓦楞间长出萋萋的青草,墙体的表面有些斑驳,四个窗户已被抹死。它虽然破败但仍显露着当年的华贵。
他在微信上说,这是当年萧军等人参观萧红故居时的珍贵照片。
我以极为尊敬的心情看着照片——
萧军在专注地听着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关沫南的介绍,并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凝神仰望着……
萧军是在凝望什么呢?是在寻望当年那位叫张廼莹小姑娘的身影吗?还是在寻找萧红弟弟张秀珂稚嫩的声音?
张秀珂在《回忆我的姐姐——萧红》(原文载《黑龙江文史资料》1983年第八辑——作者注)一文中,曾深情回忆自己与姐姐的点滴往事……那时,这个院套里满是姐弟俩玩耍的身影。
1932年,张秀珂到齐齐哈尔念高中。他回忆道:“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和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经常指点他读一些进步文学作品,对于他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5年张秀珂考取了伪满官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留学名额。在日本期间,他因受姐姐反满抗日思想的影响,广泛涉猎进步书刊,受到日本警视厅的注意,不得不中断学业提前回国,再次回到呼兰县城西的院套。1936年冬,他背着父亲跑到秦皇岛,藏在轮船的货舱偷渡到上海,见到了萧军和稍后从日本回来的萧红。萧红问他:“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张秀珂回答:“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当他向姐姐讲述家里的情况时,萧红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1937年7月中旬,张秀珂拿着萧军写给陕北红军朋友的一封信,到陕北云阳参加了红军(当时红军尚未改名,后改为八路军115师——作者注)。他说:“……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又过四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115师一部转隶为新四军——作者注),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在黄克诚率领的第三师先后担任宣传科长、敌工科长——作者注),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香港的消息……”,“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我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得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秀珂随部队返回东北,驻扎在齐齐哈尔。他在抗战年代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但尚不自知,为了尽快恢复体能,他每天早上同战士们一同出操,坚持往返十多里的越野训练……这时他发现自己咳血,全身浮肿,经师部医院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需要马上治疗和休养。
当时四平战役正紧,部队根本没有养病之处,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命令他暂时就近回家养病。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张秀珂便决定回部队。当警卫员在收拾东西时,发现马搭子里塞满了绫罗绸缎和金银浮财。这是父亲和继母听到土改消息后,想把这些“家底”利用儿子的特殊身份转移出去。他命令警卫员把这些东西直接移交给土改工作队,又对父亲情真意切地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听从土改工作队的命令,配合土改工作。”父亲“转移浮财”的侥幸心破灭了,听从儿子的要求主动向工作队申报上缴财产,后来成为开明士绅,并被选为松江省参议会议员。
张秀珂回部队后,这时原来的三师已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组织上本欲安排他出任北满军区调查研究室主任,但见他病情没有好转,便安排他到地方休养。黄克诚找到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说:“我把这个干部交给你了,等他养好了再回部队!”在哈尔滨,冯仲云见到了向他报到的张秀珂,看着眼前这一脸英气却又病魔缠身的“单身老干部”,心想需要一位照顾他的人,就想到了从山东解放区北上的女干部李性菊。
李性菊是吉林延吉人,后随家移居到黑龙江双城,高小毕业后在哈尔滨一家俄国人照相馆当学徒。在这里,她认识了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李光复(东北光复后,曾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党委书记——作者注),接触到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她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外围工作。后被日伪特务发现,党组织紧急安排她撤离哈尔滨去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迷惑敌人,她装扮成没有文化的村妇,在哈尔滨上火车、在大连上船时,特意把车、船的票上下颠倒地拿着,骗过检查的国境警察(伪满洲国警察——作者注)。
她到山东烟台,被安排到八路军胶东军区滨海师范学校读书,其间还配合根据地政府做民运工作,并参加了数次反“扫荡”……她曾对儿子回忆道,在一次鬼子大“扫荡”中,一位姓鲁的大娘为掩护躲在井下的她,被日本鬼子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我去看鲁大娘时,大娘脸上包着纱布看不见我,却用手摸着我的头不停地说:‘嫚呀,没伤着就好……嫚呀,没伤着就好’,我当时泣不成声,认了鲁大娘做干妈。”张抗兄说:“解放后,老妈和鲁家还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都要寄钱寄东西,老妈常说,山东人好呀,根据地的老乡好呀,没有干妈,我早就牺牲了。”
1945年“8·15”后,组织上知道她熟悉哈尔滨的情况,就批准她加入了第一批北上干部团,其任务就是识别潜伏在哈尔滨的日特人员和伪满高官,调查日伪的物资、掌握日伪军事仓库等情况。在路经安东(今辽宁丹东——作者注)时,她被临时抽调去调查、破获一家日本工厂白金锅(一种金属熔解器——作者注)丢失案件。完成了这个任务她才回到哈尔滨。
为了打击配合国民党特务从事破坏活动与新生人民政权为敌的反动组织“一贯道”,李性菊受命参加侦破。她通过以前认识的一位崔姐和她做皮货商的丈夫的介绍,装扮成信徒打入“一贯道”内部,很快摸清了他们在道外桃花巷的窝点,配合东北民主联军和警察局将其一网打尽。后来那位崔姐明白了“‘一贯道’是害人道”,逢人便说,共产党真神呀,这才来几天呀,就把他们全窝端了。
李性菊先后任哈尔滨市民运工作队、松江省民运工作队队员、阿城贸易公司监理、松江省哈东专员公署金库主任。她曾向儿子回忆道:“当时,苏联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大量军用物资,咱们就给他们用猪肉换。我们工作队在亚布力、苇河一带负责收购猪肉,那时还有零星的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他们和土匪勾结在一起搞破坏。”她在一次和土匪的遭遇战中腿部负伤,落下伤疾直到晚年还经常疼痛。
李性菊同张秀珂的结合,没有花前月下携手漫步的浪漫,共同的理想和事业的追求是他们爱情的坚实基础。李性菊曾在冯仲云领导下工作,她对儿子回忆说:“冯主席是我非常尊敬的老领导,一次我的枪走火打伤了同志,他狠狠批了我一通,并命令我蹲了一星期禁闭。我是一边蹲禁闭一边还要办公。出来时,省委组织部找我,给我介绍了你爸。我当时觉得太生疏没有同意。后来冯主席亲自找我谈话,说你爸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东北人,是优秀的年轻老同志,让我听从组织安排。”
他俩虽然结婚但没有固定的居所,为方便张秀珂回呼兰家养病,李性菊被派到呼兰参与接管日伪呼兰甜菜株式会社,并担任改名后的松江省农事试验场首任场长。她在工作中注意发现培养新生力量,经过严格考察,培养介绍了一位姓冯的留用技术人员加入党组织,后来这人成为我国的甜菜专家。
李性菊在照顾丈夫的同时,克服困难艰辛工作,获得松江省里颁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新中国成立初期,张秀珂被任命为松江省助产士学校(黑龙江卫生学校前身——作者注)校长,便和担任副校长的妻子商量,让她去和呼兰县委联系,把呼兰老宅自费筹钱买下来,做萧红纪念处,然后再捐赠给县里……
1954年,在北京的老首长来信要张秀珂去北京治病。那时在北京刚成立了中苏友谊医院,人们都迷信“苏联老大哥”医术。这样,他们全家迁往北京,暂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李性菊被安排在中央某部任外国专家办副主任。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老战友都来看望张秀珂,天真地认为他的病不久就能痊愈。老首长也是满怀期待地说:“等你病好了,先不给你压重担,先干个航校试试。”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医院把情况报到空军司令部,马上转院到空军总医院。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他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他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就对妻子说:“我这病看来好不了了,我们还是回哈尔滨吧,死也要死在家乡呀,你去向首长汇报我的要求。”
1956年初,他们一家三口又搬回哈尔滨,张秀珂住进哈尔滨市立医院,李性菊任黑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当年11月28日晨,张秀珂在哈尔滨市立医院病逝,终年40岁。
张抗兄说,在我爸爸去世后,不管是多么艰难困苦,妈妈总是给我温暖的母爱。
哈尔滨的著名文化学者张永德生前曾让我为这位老人写本书,因为她是一位母亲,更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
我和张抗兄见面的时候,他经常向我讲述姑姑和爸爸妈妈的往事,在微信上给我转来很多相关的珍贵资料。这个时候,李性菊老人已是101岁了,住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干部病房,但思想仍是敏锐,头脑仍是清醒。她对儿孙说:“在萧红研究的问题上,你们不要违反了张家的‘家规’:不许利用萧红的声誉炫耀自己或谋取私利,不许随便评论萧红,只有向社会提供萧红及家族史料的责任和义务。”1985年,黑龙江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曾是张秀珂的老战友、老部下,机缘巧合认识了张抗,得知他是张秀珂的儿子时,非常激动:“哎呀,我找你们娘俩三十多年,有人说你们去国外了,没想到近在咫尺。你父亲是红军干部,去世时没有通知部队,是地方操办的,连抚恤金都没有,部队应该给个说法。”他让张抗写一份关于张秀珂的材料,由他转呈总政治部。李性菊知道后,一面对老战友的关心表示感谢,一面对儿子说:“你爸治病长达十年之久,给部队和地方添了不少麻烦。现在我们家生活很好,就不要再麻烦组织了,唯有努力做好工作才能报答党的恩情。”
这充分展现出李性菊这位革命者的风骨和优良的家风。
这些年,张抗兄始终遵照母亲的要求,决不以名人之后自居,以谦谦君子的风范无偿为萧红研究学者解疑答惑,为萧红研究机构捐献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珍贵的实物,并向影视制作机构作出拍摄萧红题材作品的无私的授权。同时,还为大型人物纪实片《文明中华行》《萧红》,电视多集专题片《大师》《读萧红》,电影剧本《我认出了风暴》《萧红》《黄金时代》等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中肯的意见建议。
因为当时疫情的关系,我没有能进到病房看望并采访老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老人在2022年3月6日,以102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她弥留的瞬间里,她的眼前是否出现了大姑姐萧红和丈夫张秀珂的往事?是否出现了这姐弟俩生活过的长寿胡同那座凝结着美好和痛苦的故居?
……
“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这是百年前萧红对于这座老宅后花园的描述,可是百年后今年的秋天却是特别的温暖,像要逆回到百年前那个夏天似的——“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仍是“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我置身在这座东北风格的院套间,站在萧红的塑像前,向这位“对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做过斗争的人”(茅盾语)——萧红致敬;
向没有塑像,但永远恒定在历史画卷上那前进姿态的革命战士——张秀珂、李性菊致敬!